800保育生逃难到重庆仅存300人:系抗战避难幼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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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在重庆,有这么一群老人:他们年幼时因躲避战争而来到重庆,从此在这里工作、结婚、生子,这座城市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

他们曾有一个共同身份——“战时儿童保育会”保育生,自称“难童”。

86岁裴金全,曾是四川新津的一名保育生,小学毕业后到当时的“永川国立十五中”读书,认识了从天南海北到重庆避难的“保育生”。退休后,他发起成立了重庆保育生联谊会,将200多名当年的保育生联系起来。

昨日,记者通过战时儿童保育会重庆联谊会,与4位老人面对面,聆听、铭记那一段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

 秦玉声:“没能救下3岁孩子,至今愧疚”

秦玉声,93岁,祖籍安徽。抗日战争爆发后,家乡沦陷,他跟着两个哥哥告别父母,开始逃难。

“逃到武汉后,哥哥把我托付给一个老乡开的小饭店,他们就去参军了。我在小饭店帮老板带孩子。老板的孩子只有3岁,叫小牛,十分粘我,每天我出门倒炭渣他都会跟着去。”秦玉声说,1938年4月的一天,日本飞机开到武汉上空,空袭警报响起,他出门倒炭渣时,小牛又要跟着去,他担心出门危险,就不让他跟着去。谁知,当他倒完炭渣回来刚走到门口,整个房子已在轰炸声中坍塌。他活了下来,但老板一家都死了。

800保育生逃难到重庆仅存300人:系抗战避难幼童

“老板娘的肠子都被炸出来挂在床边,小孩满脸是血……”说到这里,秦玉声老泪纵横。

这幅画面至今常常出现在秦玉声的眼前,愧疚感折磨了他一生,“如果我当时同意带他出门倒炭渣,说不定就能救他一命。”

饭馆炸没了,他无处可去,整日在大街上流浪。

直到1938年5月,“战时儿童保育会”收留了他,他逃到抗战大后方重庆,活到现在。

  童晓东:“逃难出发时800人抵达时300人”

童晓东,81岁,退休前是重庆大学实验室职工。老家湖南岳阳,父母双亡后,1942年,他进入衡阳儿童教养院,也属于“战时儿童保育会”。

“1943年,湖南沦陷,我们800多名难童跟着老师徒步往大后方走。”童晓东说,当时一个老师要带着30多个孩子赶路,每天要徒步30多公里。为了鼓励大家,每抵达一个目的地,老师会发给每个人两毛钱伙食费,这个钱在当时能买6个鸡蛋。

“如果掉队,只能自己解决伙食,用三个石头把脸盆架起,在地里拔农民的萝卜煮着吃。因为战争,大家都逃难去了,地里的庄稼没人管。”他说。

逃难路上,生病了也没药治疗,很多孩子因染霍乱、痢疾而死亡。

童晓东说,从湖南出发时,队伍里有800多个孩子,抵达重庆时只有300多人,大部分病死在路上。

徒步到贵阳后,他们终于坐上了当地安排的大卡车,被送到了重庆歌乐山。他被分到歌乐山向家湾保育院。

  朱小珍:“被保育院抱回来不知老家在哪”

朱小珍,77岁,曾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一名战地护士。她也是一名“保育生”,只不过与其他人不同,她说不出自己的生日,也说不出自己的家乡在哪里。

“1955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北京时,找到了当年保育院的徐妈妈,她告诉我:小珍,你知道吗,你其实是我抱回来的。”朱小珍说,徐妈妈告诉她,武汉沦陷时,她在路边看到一个哇哇大哭的婴儿,母亲被日本飞机炸死,便把她抱进了保育院,然后坐上了开往重庆的轮船。这个婴儿就是她。

朱小珍回忆,因为年龄太小,在保育院的记忆只有零星片段。她记得,当时一个保姆要带七八个孩子。在歌乐山保育院时,只要空袭警报一响,保姆就带着他们躲防空洞,帮忙转移的工友怀里抱一个孩子,胳膊上还挂两个孩子。空袭频繁时,老师们就要年幼的孩子住在防空洞,保姆每顿送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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