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夏战争中探索宋与夏两国关系的演变

宋夏战争指的是发生在北宋时期西夏和北宋之间的一系列战争，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北宋的遣夏使并未有奉使录留世，西夏和辽的情况也确实不同，仁宗朝宋夏最多交涉的就在宋夏战争中，遣使时的政治任务繁重，使臣和廷臣更多地是想要为边境问题和大宋地位建言献策，而不是抒发情感。所以想要分析使臣与廷臣对西夏的主张倾向，从章奏里更能探知一二。

一、挑衅之下，主攻为上

德明在位时，宋夏关系尚且缓和，元昊上位后，宋夏关系开始趋于尖锐。西夏虽然慢慢发展壮大，但是在宋的眼中西夏就是个藩属蛮夷之地，并没有胆量与中原大国并肩而立。

所以在得知西夏要与宋并肩而立，宋廷一片哗然，群臣愤慨：中原大国周边有一契丹已经令人不快，西夏又想要占一席位，实乃对宋朝大国地位的挑战，一时间群臣奋起而攻西夏，宋廷章奏也是言辞激烈，不留情面一般抒发对西夏自称国主一事的愤怒。

宝元二年(1039)富弼《上仁宗论西夏八事》就将愤慨不已展漏无疑，这篇章奏涉及到西夏的发迹史，不断地强调西夏“其国富强，皆我资用”，显示西夏经济对北宋的依赖以及北宋一直以来坚守“盟誓弗渝，始终无负”，并用“以犬豕蓄之”“蠢彼戎丑”等词汇形容西夏的弱小卑劣，以及对其的蔑视。

强调对西夏这样的行为必须严厉相待：“或命将致讨，或发兵备边，上则可以示大邦不测之威，下则可以杜小人好乱之渐。”对于朝廷发动募兵徭役作为针对西夏的一个策略，富弼语词更为激烈：“以此厌天下之望，以此安君上之心，臣深为执事者羞之!”

可见，宋廷本想恩威并施，但是愤怒使其对西夏主张“攻”为上计，甚至下令针对元昊：“华戎之人，有能捕斩元昊者，即授定难军节度使，仍赐钱、银、绢。元昊所部之人，能归顺者，并等第推赏。”哪怕是出使经验丰富，边境事务熟悉的韩琦也主张对西夏以攻为上，韩琦本身忧患意识极强，对此早有预测。

可即便事态紧急，宋廷对西夏下令开战亦是拖了半年之久。但是也有臣子不同意与夏开战，范仲淹就是其中代表。在双方开战前，范仲淹就宋朝的边防、军事准备忧虑再三，可范仲淹所代表的主和派声势太小，渐渐被淹没。宋廷内部的党争又导致出战将领为夏竦，真正有军事战略的韩琦、范仲淹仅为副手，并无实权。

开战后的结果就是与西夏的战争屡战屡败，这时宋廷才意识到西夏并不是个好解决的问题，宋廷渐生退意，有意求和，范仲淹也在此时提出攻守并行的主张，因为他在战场见到了将士尸骨遍地，血流成河，居民因战乱而无法生活，随即向宋仁宗上书，表达出战争对人民的伤害。

并随后建议仁宗，请求留下一路不施行讨伐之策，表示“容臣示以恩信，岁时之间或可招纳”。

二、契丹介入，反对议和

宋夏之间风起云涌，辽见此情形，暗觉有利可图，凭借姻亲关系试图与西夏联合，趁机向宋廷索要关南十县，并集中兵力威胁宋朝。其实在最初西夏有反心时，富弼通判郓州，就辽夏联合的问题已有担心，他上奏的御辽八事，其中就有对辽夏联合的猜测。

“臣深见二虏为患，卒未宁息，西乏则北助，北静则西动，两下牵制，困我中国，臣又尝闻契丹议曰我与元昊、高丽约，联衡攻中原。元昊取关西，高丽取登、莱、沂、密诸州，我则取河北三十六州军，以河为界。”

但是宋廷一片愤慨之腔，势要攻打西夏而无人重视理会富弼的担心之言。而后富弼前往辽交涉关南十县之事，面对辽的威胁与强势，富弼坚持不割地的原则，最后应允每岁对辽增输银、绢各10万两、匹，与辽再订和约，辽因而每岁合计共得银帛50万两匹。

辽也应允劝说西夏放弃与宋征战，至此辽的边界问题暂得解决，从给宋施压的一方脱离，富弼出使契丹为宋处理西夏关系准备提供了回旋之地。对于辽的收手，不再与宋为敌，甚至劝解自己放弃征战的行为，西夏愤怒不已，认为这是对自己的背叛，坚持不听辽的劝解。

但是连续征战确实令西夏民不聊生，人民无法安居乐业，无力再继续与宋的战事，只能又遣使往宋进行议和，只是拒不称臣。仁宗也本就有意在朝推行新政，所以急于议和，甚至接受西夏的不称臣。

这时廷臣却反对与西夏议和，首先，此时议和，夏分明是听从辽的劝解，说明西夏臣服于辽但是不臣服于宋，这是对宋宗主国地位的质疑和震动，摆明了辽的地位高于宋。

其次，夏拒不称臣，此事恐有隐情，需要再进行商议，富弼也是有此担心的群臣之一，他曾经入辽与刘六符谈及宋辽夏关系，刘六符坦言宋辽都同意西夏向辽纳款和向宋称臣，现在的情形，西夏拒不称臣，想必内有隐情，需要做长远计，不急于立马议和。

第三，因西夏求和书上并未称臣，所以同意议和就是承认西夏的地位等同于宋辽，这是不可容忍的。韩琦、范仲淹等人也纷纷谏言此时不宜议和，如余靖的《上仁宗论元昊请和当令权在我》、范仲淹与韩琦的《上仁宗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可防者三》等。

仁宗却执意急于议和，先后遣庞籍、张子奭、王正伦前往西夏进行议和，甚至想避开朝议，秘密议和。欧阳修对此极为不满，上奏言：“臣近有奏论，今后军国大事不须秘密，请集百官廷议。”廷臣坚持上奏切勿与西夏议和，西夏甚至要求北宋称其国主为“兀卒”，这是对北宋的轻视、不尊和侮辱。

群臣纷纷表明，此时不是议和的好时机。欧阳修极力强调莫听信奸佞之人的言论，安排边防之事才是最主要的，防范之心不可无，守住边境才是当务之急。仁宗却将边境主力之人范仲淹、富弼派回主持新政。廷臣的极力上谏并没有改变仁宗求和之心。

一时间似是陷入僵局。而后西夏没有放弃求和，甚至遣使表示愿意称臣，但是所求金帛高达20万，数量惊人。张子奭也带回消息，确认西夏因战事自身实力伤损，人民穷困，这个退让使得宋廷很满意，即便如此，欧阳修态度依旧强硬，不支持议和，甚至主张趁此机会挫挫西夏的锐气。

欧阳修主张强制手段不无道理，因为更多的疑虑出在辽此时已经再次卷入其中，辽夏往来密切，令人怀疑是否已经联盟，韩琦、范仲淹在此情境下也坚持不可放松警惕。总结下来，现在无论议和与否，于宋廷都是有害无利，辽夏都不会轻易放弃威胁北宋以达到自己目的这条路，接下来的策略需得深思。

三、辽夏交战，坚持议和

直到辽遣使告知宋朝辽夏之战，并言：“元昊乞称臣，幸无亟许。”宋廷猜测辽西夏也许并未结盟，西夏也是真的急于求和，可现在一边是辽不希望宋与西夏和议，一边是战事已久，希望平息战火的西夏，应该如何去处理三方关系，成了宋廷头疼之事。

余靖有言：“今若循北虏而绝西戎，亦有兵祸;纳西戎而违北虏，亦有兵祸。二虏连谋，共为盾之事。北人才去，西人必来，拒纳之问，动皆有碍。择祸就轻，守之以信，使曲不在我，亦得其要矣。必若弃元昊以为外虞，坚绝其约，使北胡不能反复而邀功，此最久安之策，恐谋者不能终之。”

可是无论怎么应对，都要先保护好自己，仁宗有意在河东一带部署兵力，以防辽夏相争，战火烧到自己，对此，几位名臣也发表了自己的主张，余靖认为，辽现在反对宋夏和议是因为不想看到西夏休养生息，增强实力，可真实情况谁都不知晓，不如劝说辽接受宋夏和议，毕竟没有其他的方法。

富弼曾出使辽，通过对河北、河东一带分析，确实辽夏之间对于呆儿族归属有分歧，极力劝说仁宗不要对河东进行军事部署，辽夏确有分歧。范仲淹则极力劝说陛下行抵御之策，但是也支持要与西夏议和。

余靖看此情景，决定一探究竟辽夏真实情况。再三请求下，仁宗派遣余靖前往九十九泉与辽进行沟通周旋，同时探听关于辽夏的真实情况。经过余靖的不懈辩言，辽终于同意宋与西夏和议，同时回朝带来真实的情况，并提出尽快册封西夏的主张。

余靖带来的情报让仁宗与廷臣为之雀跃，可见辽夏确实交战，西夏的矛头现在对准了辽，所以西夏急于和宋朝讲和，宋廷思虑到既然辽已经同意宋夏和议，不如趁他们没有分出胜负先与西夏议和、册封，西夏必定感恩戴德。

结语

最后，仁宗遣使与西夏和议。对于西夏被册封，辽其实最初心怀不满，辽夏又一次进行军事战争后，辽才接受西夏的地位，至此，宋辽夏问题终于告一段落。

在这次宋夏危机中，排在首位的影响因素就是辽，廷臣的章奏风向转变颇大，很大一部分外因是因为辽插手于西夏之间;内在变动因素是使臣，使臣在宋廷交困之际前往辽夏，带来情报，控制局势，使臣出使归来，其思维想法引导宋廷整体对西夏的态度，在处理宋辽西夏三方局势，使臣也引领着整体局势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