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和崇祯的治国之道是怎样的?崇祯最后说的“诸臣误我,文臣皆可杀”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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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天启皇帝朱由校,许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木匠皇帝”,其在位七年里朝政一概不管,而把朝廷大权交给魏忠贤,自己一个人躲在后宫从事着木匠工作,弄得朝纲混乱民不聊生。事实上也差不多是这样,但是天启真的是不管事吗?他在位期间重用宦官的结果,又真的是把大明王朝进一步的推向深渊了吗?

有史料在记载朱由校生平时,说他不谙政务、大字不识,唯一的爱好就是做木工,而且在这方面还颇有天赋,于是后人就戏称他为“木匠皇帝”。但是史料在记载史实的时候,只是按照原则记载具体事情,而不会做一个批注说明朱由校为什么会热衷于木工。看一下朱由校登基时的情况就会发现一些端倪,当时泰昌皇帝朱常洛已经把朱由校定为继承人,不过此时朱由校却在李选侍的手上,这时东林党人为了所谓的避免“武后之祸”发生,便强行把朱由校从李选侍手中抢了出来。这样的话,东林党人便有了拥护皇帝登基之功,便于他们日后掌管朝政大权。但是让东林党人没有想到的是,朱由校是不喜欢东林党的。

天启和崇祯的治国之道是怎样的?崇祯最后说的“诸臣误我,文臣皆可杀”是什么意思?

但是朱由校刚刚登基,虽然贵为皇帝却拿这些人没有办法。于是朱由校就用做木工来掩藏自己,等待一个能帮他牵制文官集团的人,不久这个人就出现了,他就是魏忠贤。皇帝用宦官牵制文官是一贯手法,如同往常一样,很快魏忠贤就被提升到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厂公一职,这时他就开始集中皇权,加强自己统治了。

如果把时间往前推移一点,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嘉靖沉于炼丹不上朝,而是重用严嵩;也可以明白为什么万历自张居正死后便多年不上朝,凡事都由宦官出面会见文官。因为文官集团太强大了,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借严嵩、宦官来制约文官集团,从而实现自己的皇权集中,虽然多年不上朝,但是所有政务还是要亲自过目的。

天启和崇祯的治国之道是怎样的?崇祯最后说的“诸臣误我,文臣皆可杀”是什么意思? 第2张

虽然魏忠贤本人劣迹斑斑,但是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情况下,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宦官集团是打压文官集团帮助朱由校维护皇权的一个纽带。至于为什么要打压文官集团,除了要集中皇权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此时的文官集团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朝廷大臣了,而是一群借助权利和地方地主勾结谋取私利的既得利益者。

因此大明王朝衰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文官长期的党争只为维护自己和所代表地主的利益,为不顾国家命运。这时朱由校继位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剪除党争,打压文官集团,事实上他确实做到了。在魏忠贤所领导的厂卫爪牙批捕下,东林党几乎全军覆没,死的死、回家的回家。但最终还是有漏网之鱼。

天启七年八月的一天,朱由校和魏忠贤一同在西苑划船游玩,突然船翻致使两人纷纷落水,虽然及时被人救了起来,但朱由校却受了惊吓,不久就驾崩了。至于这次船翻的原因,史料记载是刮风吹翻了船,但是有点常识的就知道,内陆人工湖又不像海面上能刮起把船吹翻的大风。所以是不是有人对船做了手脚,那就不得而知了

朱由校驾崩后,就轮到了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继位,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崇祯皇帝。即位后发生的一切,大家都很清楚,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不是死也就是充军或流放,而且他还做了一件事就是严格限制了宦官对政务的干预。这时文官集团再度掌权,而不久后他就因此举尝到了苦头。

从万历时期开始,明朝东北边界就不得安宁,从最初的抗日援朝,到后来打击后金崛起,朝廷一次次的派兵打仗,但是打仗就得花钱,而此时的明朝国库收入已经入不敷出,不得已之下张居正开始了改革。他在改革时吸取了北宋“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在改革中尽量不影响以文官集团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利益。他的改革主要体现在税收上,从以前的主收农业税变成了主收工商税,同时也增加了一个矿税。即使这样也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不少地方官拒不配合朝廷收税工作,不得已万历只好派遣宦官下去收税,然后把收的税放在了内库房。后来万历三大征所花的军饷也全部取自内库房的钱,虽然钱花在了军队上,但万历后来还是在史官笔下成了一位贪财的皇帝。

在张居正死后、万历驾崩后,刚即位的朱常洛就在文官集团的要求下,取消了矿税和工商税。而在天启继位后为了充实国库,确保前线士兵军饷充足,又重新恢复了工商税,这件事自然是又魏忠贤代劳。在崇祯登基后,他本着宦官是奴才的想法,把宦官势力一网打尽,并采纳了文官集团的所有建议,其中一条就是去除工商税。很快就出问题了,当时辽东长期的战事需要大量的军饷,而此时明朝国库是拿不出来的,他想到恢复工商税,但此时却没有文官帮他做这件事,而且他也找不到可以指望的宦官来做。

天启和崇祯的治国之道是怎样的?崇祯最后说的“诸臣误我,文臣皆可杀”是什么意思? 第3张

明代中后期税收主要集中在北方

可能是文官看到国家确实比较窘迫吧,于是有一个文官提出了以征“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名义,再在农业税上多收一点,这就是崇祯时期的“三饷”。可是此时钱还不够,关键时刻又有一个文官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撤掉不必要的机构,以减少财政支出,这个机构就是驿站。结果增加农民(主要是北方)赋税后,惹得大量的流民起义,随后在驿站被撤除后,又出现了不少下岗人员。在这双重矛盾下,北方的民变由小股势力演变成了几十万人的大队伍。

这之后钱仍然不够花,崇祯没办法向朝廷大臣请求到,希望他们能拿出一点私房钱救国家于危难,好说歹说,文官们只拿出了二十万两白银,简直是杯水车薪。而在后来,李自成攻入北京后,一番严逼之下,竟然搜出了七千万两白银。

没钱打仗的最后结果就是,上演了崇祯吊于煤山的一幕,他在临死前或许会想到为什么兄长提醒自己:要重用魏忠贤。当时觉得兄长昏庸,可如今才发现自己才是个糊涂蛋。所以最后崇祯留下了“诸臣误我,文臣皆可杀”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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